一

四年调整时期（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４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大转折。周恩来在这关系我国国民经济盛衰的关键时刻，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铭人心的卓越贡献，为国民经济经过“大跃进”的挫折而恢复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从１９５８年南宁会议开始的“大跃进”，连续３年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１９５８年底开始的调整工作因庐山会议而中断，同时正在掀起的国际反华浪潮又迫使我党中央不得不以大部分精力来对付。

１９６０年７月，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鉴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即开始酝酿进行调整，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六字方针。周恩来在讨论这个方针时，采纳了“巩固”和“提高”，把“整顿”改为“调整”，还增加一项“充实”，这样就形成了八个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方针。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解释：“整顿”含义不如“调整”确切，也易于为人接受；大跃进中搞了许多大架子、空架子，需要加以“充实”，不只是“巩固”和“提高”的问题。当时，正值苏联宣布毁除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撕破一切协议，撤回全部在中国协助工作的专家。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争论也正在激烈进行。中苏关系处于严重恶化之中。因此，在１９６０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按会议要求，周恩来还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苏两党关系作了一个详尽的报告。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毕竟在周恩来主持下提出来了。

二

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是在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全世界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就共同声明达成协议之后举行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分析形势时一致认为，由于莫斯科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终于达成协议，中苏关系至少可以缓和一个时期，我党中央的工作重点，应从国际问题转移到国内问题。因此，这次全会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八十一党会议情况和分析外，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中央常委已确定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今年应当是大战役后大休整的一年，要通盘考虑全面调整，至少今明两年内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应如此。因此这次全会集中讨论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了这个计划和这个计划中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毛泽东讲话时肯定调整方针，并提出１９６１年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也才能方法对。

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组去农村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纷纷下农村，去工厂，进行广泛、细致和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会后形成了调整各方面工作的一系列文件草案，《农业 ６０条》、《工业７０条》、商业４０条》、手工业３５条》、高教６０条》、科研１４条》以及根据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意见而后来形成的《文艺８条》等等。

但是，中央决定的调整方针和各项政策，贯彻执行中进展缓慢，干扰和阻力很大。主要原因是党内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情况不明、思想不通、决心不大，总想搞多一点，搞快一点，或者总想少退一些，迟一些再退，拖延观望。他们对于中央下达的调整文件，有的置之不理，自行其是，或者各取所需，大打折扣，有的甚至不传达、不讨论、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在调查中发现的这种情况十分重视，经几次讨论，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省、地、县（团）四级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着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以贯彻调整方针。

三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１９６２年１月举行，参加的有七千多人，通称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失误，着重批评妨碍纠正“左”的错误、贯彻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倾向，并代表党中央政治局作自我批评，承担大跃进年之中“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他明确指出，在中央已经提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后，全党当前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坚决反对妨碍落实这些方针政策的分散主义倾向，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